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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知识在线学（一）
       公元1921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绝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必须把视野放到更长远的历史中去，透过风云变幻和波澜壮阔，看清历史的趋势，明晰历史的必然。
       1840年，一个民族屈辱记忆深刻的年份，被称为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对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地位和社会性质，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代以来历史大背景。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的上空一直笼罩着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硝烟。比较大的战争有：1840年到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到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到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等。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与侵略战争始终紧密相伴的，是妥协和退让，是割地和赔款。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占领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侵略战争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还让清政府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仅此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不过8000多万两。
       在国内，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民和雇农，却没有或有很少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革命理所当然面临两大根本任务：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推翻他们对中国的统治；反对封建主义，推翻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
       事实上，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掠攫夺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风起云涌。同时一批先进中国人率先醒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也产生了一批主张改良革新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掀起变法维然而，风起云涌的起义也好，视死如归的维新也罢，终究归于失败。
       失败说明了什么？说明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怎么办？只有另寻他路。
       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也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发展，还随着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的失败，一个可由“伟大”来称誉的人物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他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响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性质，其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
       1911年，旧历辛亥年。经过酝酿、准备以及零星般起义的失败，进入10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火山喷发般地爆发了。
       这场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它推翻了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清王朝的统治，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变革；它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大解放。
       毛泽东给予辛亥革命这样的评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以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称孙中山为“先生”。
       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也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是归根结底，终究还是失败了。
       失败了说明什么？说明此路还是不通！
       党史教科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比如，缺少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没有形成能够领导革命的先进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等等。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中国由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其间还导演出复辟帝制的闹剧、丑剧。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而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达到了200万人左右，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各类非产业工人，其总数最多时达到4000万人。他们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又同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
       历史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期待。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人们再次发出了中国走什么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的疑问。
       失败使人反思，黑暗促人警醒。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必须先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必须改造“国民性”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于是，一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刻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向封建正统思想发起了猛烈攻击，一下子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
       但是，从政治上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思想障碍。而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之中，早已有人质疑过。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随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带来极大鼓舞。
       走俄国的路？俄国的路是不是中国的路？人们越来越相信。
       十月革命不仅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是如何变成活生生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还给中国送来了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这个19世纪西方人的名字，在中国先进分子中越来越深入人心，他的思想的光亮，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前进的道路。
       第一个高高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充满信心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3年后，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一个伟大政党的破土而出绝不是轻轻松松的。
       积时积势，终于迎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五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运动的中心在由北京转向上海的同时，运动的主体也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它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启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团结。
       积思积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走在最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钊。1919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一些在海外留过学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出版。
       当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放肆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1919年8月他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所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是在有力批驳胡适，也是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还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进行的话，那么，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除李大钊外，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都纷纷撰文加入。这场争论持续一年多时间，从根本上讲，这是一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甚至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历史地看，论争不是坏事。在争论中，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进步青年去认识、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首先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紧接着是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他还提到《共产党宣言》等3本书对他的影响。此外，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也加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这支信仰者的队伍一旦形成并逐渐扩大，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建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是把1921年7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月份，但实际上，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和建党工作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能不说的是，其间的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接着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经过考察他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应该说，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是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经过是：在同年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的组织，并起草共有10条内容的党的纲领。关于党组织名称问题，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8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举陈独秀任书记。到了11月，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上海、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董必武等在武汉，毛泽东等在长沙，王尽美等在济南，此外，在旅日、旅法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就直接称作“共产党”。而关于早期党组织成员的人数，长期有不同的说法，权威党史读本采用了58人之说。
       那么，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做了哪些工作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半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也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8月出版。
       二是批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打着社会主义实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纷纷宣扬自己的主张，混淆视听，主要有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有优势；此外，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也有一定市场。针对这些错误思潮，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之展开论战，进行坚决斗争，并在论战和斗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三是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还通过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从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入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组织起来力量大。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时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建立团组织。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随后，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而一个政党的建立和诞生，又何尝不是历史前进的逻辑的结果，何尝不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工人群众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提高积极觉悟，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能够正式建立和领导一个政党的先进分子。这一切充分说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时间不知不觉进入1921年。
       3月，李大钊撰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遗憾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均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正式开幕了。现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就是当时一大的会址，当时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各地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第二天，各地代表分别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进行了详尽的讨论。30日晚，因一名神秘男子的突然闯入而终止会议，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嘉兴南湖，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圣地。“红船精神”也成为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党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一度遭到暗探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实际上这是开天辟地一声雷。响雷过后，革命的火种已然点燃，中国的沉沉黑夜开始渐渐露出曙光。28年后，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诞生了。